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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其记述如下：
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赢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中所言之“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义，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准与地位并不相同。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如郭玉说：“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小针之要，易陈而难人。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等语；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知守气也。”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请看《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 ——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乎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至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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