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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令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疚，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药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理，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疚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间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浙《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④
《圣济经》陈兰森序(1789)云：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格物穷理之一端”。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
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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