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从未看过中医、吃过中药的人大概不多。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那些体壮身强、与“医学”尚无多少缘分的人，至少也知道“中医”的存在。因而尽管他们自己没有什么直接的经验与需求，但或许会劝说那些在健康方面遇到麻烦的亲朋好友：不妨去试试中医。最为滑稽的还是那些从小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毕生以现代医学为职业，在思想意识中坚定地认为中医不科学、是糟粕的西医人士，一旦罹疾患病而现代医学又无力救助时，难免也会低下一贯高昂的头——去看中医、吃中药。
　　这些不过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寻常小事，有什么值得奇怪吗?然而如果想一想前些年放映的一部名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和近期上映的电影《刮痧》，或许就不会认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女主角阿春，因为让中医为儿子治疗关节病，而被前夫告上法庭；《刮痧》中的情景与此相似——刮痧疗法造成的皮下出血，成为爸爸虐待儿童的罪证，从而使得父亲丧失了对亲生儿子的监护权。

　　当现代医疗已经足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中国人为什么会在有病的时候看中医、吃中药?为什么会在对中医并无直接经验的情况下，建议他人去尝试中医治疗?为什么满脑袋“科学”的西医人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接受曾被自己嗤之以鼻的中医?为什么在观看上述影视节目时，会觉得外国人可笑?这是因为他们“承认中医”——承认中医是一种医学，至少是承认中医可以治病。正是由于这种承认的存在，中国人才会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情司空见惯，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才会觉得违背“常理”的外国人是那么可笑!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承认”的价值——试想：在科学如此昌盛、足以统治知识领域甚至是普通民众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当今社会，如果没有这种“承认”，传统医学是否还有可能生存?从另一方面讲，在“科学”或“不科学”几乎成为“正确”与“不正确”之同义语的当今社会，中国人仍然能够“承认”中医是一种“医学”——尽管它与称之为“科学”的现代西方医学是那么的不同，这是否足以说明在中国人的“科学观”中多少隐藏着一些特殊的“基因”。当身体中的这些“特殊基因”处于活动状态时，难免就会对当代科学的“绝对正确性”提出某种质疑，甚至会问：在当代科学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科学”?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特殊基因”通常是处于不活动的状态——因为现代科学实在是太强大了，而且是那么直观，易于学习、理解与接受；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就其知识结构而言，都是以现代科学作为养成教育的唯一内容；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无不受惠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在心灵深处对“科学”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崇拜与信任。然而即便如此，中国人身上隐含着的这种“特殊基因”还是极易被启动——只要一旦遇到现代西方医学无法解决的疾病，就会想到中医。不管多么信仰“科学”，却很难看到“宁死不吃中药”的中国人。

　　对于中医的“承认”，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首先当然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只要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会看到中医的存在；在接受现代科学养成教育的同时，同时也受到这种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过去的“承认”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当今之人；而当今之人的“承认”，又继续营造着“中医”与“民众”相互依存的特定生活环境，构成传统文化的延续，并不断影响后人。再者，无论如何还必须看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着一种天生注重形象思维，而不太追求严格的形式逻辑和“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倾向。因此他们并不在意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天生与中医那套在外行看来属于“玄而又玄”的理论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共鸣。最后还有一点，可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对于任何一种学说、技艺、事物是否采取承认的态度，往往简单到完全是从实用主义的态度出发——“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承认”的最根本理由，还是在于中医确实能够治病!

二、中医存活的理由
　　如果查阅一下科学史类的著作目录，会十分容易地找到以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农学等为书名的著作。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化学”，不过是炼丹术；所谓“生物学”，不过是有关花鸟虫鱼的博物性记载，不能称之为化学或生物学，但却普遍承认天、算、农、医这四大领域是自成体系，堪称为“学”的。然而时至今日，依然存活的却唯有“中国传统医学”。换言之，只有中国传统医学没有被近代西方医学所取代，而过去曾十分发达的天文学、数学等，皆被相应的西方科学所取代。某种传统科学知识体系的死亡，自然有死亡的理由——这无非是由于相应的新兴知识体系的优越性足以取代旧有的体系。因而今天如果有人倡议继承或复兴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体系，那一定会被视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心理在作祟——因为旧的知识体系已然彻底丧失了继续生存的理由。

　　站在只有近代西方医学才是“科学的医学”的立场上，作为中国传统科学一个分支领域的古代医学，也早就丧失了生存的理由，但它却依然存活着。于是便需要从其他的角度为其寻找存活的理由。最常见的解释是：中国地大人多，近代西方医学虽然在明末清初即已开始传人，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始终无法满足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村与落后地区卫生保健的需求，因而需要传统医学作为补充。再者，在落后、保守心态的支配下，人们往往会对传统的东西更容易接受，而对先进的“科学”持抵触态度。一句话：中医存活的理由在于“落后”。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这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理由都不能成立。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讲，民国时期那种倾家荡产也打不起一针青霉素、链霉素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相反，在20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中，不要说中医惯用的健脾补肾、滋阴养血的药剂的价格无疑会大大高于一般的西药，就是一剂普通的感冒药，其价格也通常是一支退烧针剂或抗生素的数倍。所以公费医疗的管理条例对中药的使用有种种制约，而对西药则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试图从经济或价格的角度去寻找中医存活的“理由”，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次，是现代医疗服务是否能够满足需求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大中城市中，现代医疗卫生保健的普及程度，已然完全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按照上述“弥补不足”的解释，传统医学在大中城市中理应丧失其继续生存的理由，但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在可以十分容易地充分享受现代医疗的状况下，对传统医学仍然有所需求。而且往往是在十分便利的现代医疗无法解决自身的疾病烦恼时，才需要费些气力、舍近求远、不惜重金地寻找那些“华佗再世”的中医大夫。而在偏远地区，人们通常是费尽气力、舍近求远、不惜重金到县城、省城甚至首都寻求西医的治疗。如果你有机会到县城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县医院(西医)总是繁忙拥挤，而县中医院却时常门可罗雀。足见民众中并不存在亲近传统、抵触“科学”的心态，反而是对西医充满了崇拜与迷信。“打吊针”(输液)通常被视为疾病严重、且得到了最好治疗的象征。老人“打了吊针”后死亡，晚辈可以充分自慰——尽了孝道；孩子“打了吊针”后死亡，父母足以自慰——尽了爱子之心。
　　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如果他学的是中医，那就一定要在大城市中寻求就业的机会——他可以成为教授、专家，可以从事研究，甚至出国讲学，最差也可以成为一个收入不差的临床医生。但如果他到了基层，那就趁早改行——因为那里更需要的是西医。

　　从上述方方面面的比较观之，中医赖以生存的基础显然不是“落后”。这一点在未来时代中或许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西医更具有满足基本卫生保健需求的能力；而中医实际上更适于“城市贵族”现代病、老年病不断增多，病情日趋复杂，对卫生保健的需求不断提高的客观状况。经济越是发达，人们就越是需要多种不同的医疗服务；诊断设备越是先进，现代医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越见增多；物理、化学、手术等足以改变人体自然状态的治疗手段越是进步，医学本身造成的疾病(医源病)也就越是复杂。这些，都为中医、中药这种注重恢复人体自然状态与功能的医学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舞台。——这，实际上才是中医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存活的基本理由。

三、我们正在丢弃什么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对中西医学均有所了解的日本医药学家开始利用现代化学实验手段，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这种研究的动机也许仅仅是站在现代医学的立场上——为了从生药中寻找某些新的药物资源；也许完全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欲知其然与所以然。然而当某些中国的“先进分子”效法此道时，或许除了上述两种可能的动机外，怀中那颗无论怎样被西方科学熏陶也永远不会泯灭的“中国心”还会构成第三种“动机”——研究、利用、昭示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是十分美好的。但自那时以来，中医界人士即对这种研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将导致中医的消亡——“存药废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存药废医”的悲惨景象似乎并未出现——“辨证论治”仍然是当代中医施医给药的原则；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单味药物的有效成分的研究与提取，相对而言还比较容易实现；但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依靠多种药物的配合，而试图搞清这“一锅汤”中有效成分的研究，恐怕实在是比当年居里夫人发现并提取到放射性元素还要困难。据从事过此项研究的业内人士讲：多种中药熬成的“一锅汤”，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世界——单味药物中或酸或碱的有效成分放在一起煮上几十分钟，照理说只能生成一大堆盐，哪里还能保持原来的性质与活性?但中医讲究的偏偏就是“用某药制约某药”、“用某药辅佐某药”。这个熬药的普通砂锅，实在是可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相比——在这个小小的混沌世界中，不知造就出了些什么令科学家感到伤透脑筋的东西。
　　实际上，即便是单味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去翻阅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一定会看到许许多多同一模式的研究报告：药物学家通过某种实验方法，弄清并提取到某种植物中的有效成分。你会认为这就是伟大的科学，这就是科学的伟大，这就是某种自然之物能够治病的本质。但如果你是一位有实际治疗经验的临床大夫，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注射从麻黄中提取的麻黄素，可以像服用生药麻黄一样兴奋交感神经而起到平喘的作用，但通常却不能起到发汗治感冒的作用。业内人士发现，人参叶中“人参皂甙”的含量并不比根中的含量低，但以价格低廉的“人参叶”替代价格昂贵之“人参”的美好愿望，却根本无法实现。研究者只能告诉你说：人参的根中含有的一些其他成分，是叶中所不具备的，例如黄酮类物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问一下：究竟什么才是人参的“有效成分”?这时，你会发现自然界的伟大：一种植物并非等于一种单一的物质，而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其中究竟含有多少种“有效物质”?这些生活在一起的“有效物质”相互之间具有怎样的特殊关系?构成这种植物的多种物质中，究竟哪些是所谓的“有效物质”，哪些可以断言为“无效物质”?“有效物质”与“无效物质”间是否还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关系?……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就是如此奇妙。当我们骄傲地宣称：通过科学的手段人类正在不断认识自然，并要求公众充分相信这种认识，仿效这种认识途径继续深入地不断认识自然的时候，也许正是逐渐远离自然、遗弃自然的过程。
　　这种观点，难免有“反科学”的嫌疑、有不可知论的味道，其实不然。毫无疑问，只有科学实验才能告诉我们人参中含有一种名叫人参皂甙的物质(或者说是一种“有效物质”)，并能说清这种物质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还能告诉我们人参根、叶药效不同的原因在于根中含有一些叶中没有的其他成分；甚至不必怀疑，总有一天科学实验能够说清那“一锅汤”的混沌世界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造就出了哪些治疗疾病所必需，而自然界中又没有的物质。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迈进的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甚至于从理论上讲，人类永远只能相对深入地了解因果长链中的某些环节，而不可能穷尽它。记得有位伟人曾经说过：哲学的光荣就在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其中的细节问题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中西医学，中国古代注重整体的哲学性思维方式与近代科学注重实证与分析的研究途径，恰恰可以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两种代表性模式。无论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难道不是片面吗?因此，对于得天独厚享有祖宗遗产与近代西方科学双重恩惠的中国人来说，最好不要轻易地丢弃某一方面，变成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用一只手吃饭做事的残疾人。
　　围绕着“唯一存活的传统医学”这样一个特殊事例，可以说中国社会正在丢弃的还远远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式的思维方式。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实在是需要有渊博的知识与聪明的头脑。在古代社会，为儒、为医是智者的两大选择，前者治理人类的社会秩序，后者治理人类的肉体之身。固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但在当今社会，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完成自我实现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相比之下，医学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获得众多杰出人才的青睐。中国古代那种以“医者意也”为特征、需要极大的个人创意的医学，必然会被易于理解与掌握的、技术化的医学所取代。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适于中国传统医学个性化特征的生存。这一问题通常是以“药物”为媒介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手工抓药的问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时尚影响下，药工对那些只配“一剂”的处方充满了怨气，因为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根据抓药多少来计算的。一张处方如果配5剂甚至10剂，其“劳动效率”就会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即便再想贯彻“辨证论治”的原则——根据病人服药后的变化不断调整处方，也不得不顾忌到药工的眼色与抱怨。一个幼儿感冒的病例，按照实际情况大概只需要配一剂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关系到医生与药工两方面的利益，患者就不得不拿回一大堆药。相比之下，西药的药片、瓶装的水剂、注射的针剂，如果不是大夫黑了心肠为了多卖药、多赚钱，一般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于是，人们自然要考虑改进中药的剂型——使它与西药一样方便。这时，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也就丧失了托身的场所。具体到剂型的改革，日本的汉方医学采取的是沿袭古代“散剂”的做法，即将某些常用方剂制成药粉，直接吞服，称为“散剂”；以开水浸泡或煮沸后饮其药液，谓之“煮散”。散剂除了不能灵活调整其成分构成的问题外，就药物成分本身而言，应该说与汤剂、丸剂、膏剂等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中医的故乡，剂型的改造却更加“现代化”。一条条流水线生产出的是装在安瓿中的透明液体。我曾经就某儿科研究所生产的此类“现代中药”问过业内人士：根据其配方看，治疗儿童的感冒应该没有问题，但何以实际效果却极不明显?回答是：为了追求没有沉淀物与悬浮物，而导致“有效成分”大受影响。
　　看来，早年科学实验与探索并未导致的“存药废医”问题，在经济杠杆的驱动下，在追求“现代化”美好愿望的推动下，终于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