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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理解“传统中的传统”这一表述方式所欲说明的问题，不妨以“外科”在传统医学中的地位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作为讨论的切人点。
当某位医生大施“回春妙手”之神技，治愈了某患者的顽症痼疾时，常可见患者送上一面写有“华佗再世”四个大字的锦旗或牌匾，以赞誉这位医生技艺高超——好比神医华佗再现人间。华佗是谁?在华夏大地可谓妇孺皆知。《三国演义》中说华佗曾为关羽刮骨疗毒，后因要为曹操开颅治头痛而遭杀害。而医学史家则根据《三国志•华佗传》及注文中所引用的《华佗别传》有关华佗开腹取疾的病例记载，来言说中国传统医学原本含有高明的手术技艺，只不过后世失传了等。
在此，我们不必深究华佗是否真的能够实行开腹手术，只需注意当代民众与史学家、科学家对于华佗作为中国古代杰出医家代表一事所持的肯定态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当代人之所以对华佗持肯定赞誉的态度，在于他们均受到了近代西方医学的影响和现代科学教育的熏陶，从而首先是在思想意识中接受了“手术疗法”——对此种疗法持肯定态度，所以才会对华佗予以肯定与赞扬。然而这却不能代表传统意识——因为这种肯定的态度并非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从总体上讲，由于古代医家对于手术疗法多取否定态度，因而华佗也往往难免要受到指责与批判。宋代张杲著《医说》，其中评价华佗“剖臆续筋之法”为“别术所得，非《神农本草》经方条理药性常道尔”，并说只有张仲景的著作才是“众方之祖，学者当取法云”。明代医家虞抟著《医学正传》，赞扬《黄帝内经》、《难经》是“医家之宗”；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千古不刊之妙典”；对于华佗“刳腹背、湔肠胃而去疾”的治疗方法——手术疗法，则指责为“涉于神怪”。清代喻昌著《医门法律》，指责华佗是“浸涉妖妄，医脉之断，实儒者先断之也”。
据说华佗曾创制了可以起到麻醉作用的“麻沸散”，并运用于手术之中。虽然史书、医籍中并无“麻沸散”药物构成的记载，或者说“麻沸散”只是一种传说，但日本古代有位名叫华冈青洲(1760～ 1835)的医师，基于对华佗“麻沸散”麻醉效果的执拗崇信与追求，终于研究出可以起到麻醉效果的“通仙散”，并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乳癌切除手术，从而名垂青史。像华冈青洲这样，受到某种传闻的影响，激发出再创造的热情，并最终获得成功的现象，在科学史上被称之为“激发传播”(stimulus diffusion)。其大概的意思是说：由于听说某种“发明”的存在，从而激发出独立再创造的动机与热情，并付诸实践、取得成功。这种听说到的“发明”究竟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讯息使得其他人相信该“发明”是可能的，从中获得了创造的动机与信心。相比而言，中国古代的医家却丝毫没有从华佗开腹疗病及“麻沸散”的传说和故事中获得任何再创造的动机与热情，其原因恰恰在于“传统中之传统”的巨大影响力。
那么这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传统中之传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外科手术”果真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无立锥之地吗?
当我们将整个中国古代医疗实践称之为“传统医学”时，其中确实存在着“外科”、存在着刀割线缝的治疗方法。类似于手术刀的医疗器具“砭”，最早见述于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书中 (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从其记述中可以看出，“砭”的用途是切开痈肿，称之为“启脉”；并有需视痈肿大小浅深，选择或制备适用之“砭”的说明。其后，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记载了称之为“九针”的医疗用具，其中含有相当于“砭”或手术刀的“铍针”——长四寸，宽二分半，末如剑锋，以取大脓(《灵枢•九针十二原》)。降至隋唐时期，医书中开始教人如何以手术方法治疗金疮肠断、修补兔唇等。这些似乎都足以说明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同样含有外科、含有手术疗法。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可以说砭石与铍针具有相当于手术刀的功能，但在中国历史上“外科”实际上是以治疗外部的疾病为定义，并不具有现代医学之“外科”——“以手术为治疗方法之核心”的含义。但即使如此，这种切开排脓的小手术也还是要受到非议。南宋医家陈自明在其所著《外科精要》序文中介绍了外科不受医家重视的状况：“今乡井多是下甲人专攻此科。”陈自明本人虽然重视外科，但他对外科发展的贡献却在于：将内科的理论学说、治疗方法移植于外科；在体表局限性病灶的治疗当中，贯彻中医内科“辨证施治”的所谓“整体疗法”。明代医家薛己注释此书时评价：“虽以疡科名其书，而其治法，固多合外内之道。”这是所谓“中医外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转折，才形成了无论内外疾患，中医皆强调“内治”这样一种“传统”。
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对医学的态度有较明显的转变。从鄙视医家为“君子不齿”的“百工贱业”，转而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称医学是“吾儒格物穷理之一端”。在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儒医”。由于研究“儒医”问题的大多为社会学学者，因而他们往往只能注意到“儒医”均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道德风范等外在特点，很难发现“儒医”对医学体系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述陈自明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文化素养不错的医家，是不同于“下甲人”的儒医，而这也正是他的《外科精要》“多合外内之道”的根本原因。类似之例如金元四大医家中的朱震亨，他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习儒，后改业医。从学医、业医的目的上讲，朱震亨言：“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远。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此乃儒医共同的价值观，即将为医惠民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而在医学理论上，朱震亨则力主“滋阴”(阴为体，“滋阴”即补其形质，扩太极而大之)，反对刀针。例如妇人乳腺炎，必有成脓时，此时放出脓汁本是正治，但朱震亨却斥责说：“庸工喜于自炫，便用刀针引惹拙痛。”又例如明代的儒医王肯堂，在其所著《证治准绳》中载有治疗一切痈疽肿疡的著名方剂“仙方活命饮”，药物组成中含有代替刀针作用的穿山甲(取其钻洞之性)、皂角刺(取其刺透之功)，同样反映出崇尚温和的治疗方法、避免直接动用刀针的倾向。在方书中还能见到名为“代刀散”的方剂，也是以内服皂角刺来代替直接动用刀针。
在眼科治疗方面，中国传统医学通常是从肝脏功能着眼，采用内服药治疗为主。印度眼科传人之后，中医除接受了“金针拨内障”的技术，还在钩、割、烙等手术治疗方面大受影响。可以说经过在手术疗法方面吸收域外医学技艺，中医眼科始见较明显的发展，形成了药物(内服与外用)和手术疗法并重的格局。在流传的眼科著作中，虽然能够看到印度医学知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均系经过改造后的吸收。在理论方面，将印医的“五轮”改造成与五行相配的“五轮”说；对于“钩割针烙”的手术疗法，则在明记“右龙木论金针开内障大法”的同时，却又说：“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清代黄庭镜《目经大成》则说：“原夫钩割针烙之术，仿黄帝九针所作，闻自汉华元化先生得来，一云龙树山人，未知孰是。”这些在学术源流上附会黄帝九针、华佗技艺的，还算不上保守派；至如《一草亭目科全书》、《异授眼科》、《银海指南》等，则在内容上只取药物治疗方法，根本不接受手术疗法。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曹炳章(1877～1956)在编撰《中国医学大成》时，于眼科则唯收此三书，其用心显然是为了捍卫“传统中之传统”。
类似情况在药物学中也有表现，这从历代医家对于《神农本草经》的态度可以知晓。众所周知，《神农本草经》是现知最早的本草学著作，但其载药不过三百馀种。南北朝陶宏景搜采历代名医附经为说的文字进行增补，唐宋两代再行修订而成《新修本草》与《证类本草》，其载药数量及各方面内容均大有增加，但《神农本草经》原文的核心地位却毫不动摇。明清医家对于《神农本草经》的尊崇程度空前无比，他们批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金元医家的见解注释《神农本草经》；并从《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保存有原始文字的官修本草中辑复早已失传的《神农本草经》；著有《本草崇原》、《本经逢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本草经读》、《本经疏证》等“疏本经大义”的著作。医家们一边不断地赋予东汉医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条文以新的解释，通过重新排序而提炼出一个“六经辨证”的纲领，一边又在指责魏晋太医令王叔和的首次整理是“碎剪美锦”、“贾人居奇”。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尊经复古的表现，但还需注意到他们并非有经即尊、凡古必复。再何况《伤寒杂病论》原本并非是“经”，而是通过宋代以后医家的重新解释才从一般方书上升成为理论性著作，成为“经”的。显然，后世医家实际上是在整理、构建医学体系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求寻找适合的材料。中医著作虽然不胜枚举，医方著作又何止千万?但其中最受推崇的核心著作不过数种；常用的方剂、药物亦都十分有限，于是这些内容便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核心、精粹、主流——也就是传统中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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