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对中西医学均有所了解的日本医药学家开始利用现代化学实验手段，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这种研究的动机也许仅仅是站在现代医学的立场上——为了从生药中寻找某些新的药物资源；也许完全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欲知其然与所以然。然而当某些中国的“先进分子”效法此道时，或许除了上述两种可能的动机外，怀中那颗无论怎样被西方科学熏陶也永远不会泯灭的“中国心”还会构成第三种“动机”——研究、利用、昭示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是十分美好的。但自那时以来，中医界人士即对这种研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将导致中医的消亡——“存药废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存药废医”的悲惨景象似乎并未出现——“辨证论治”仍然是当代中医施医给药的原则；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单味药物的有效成分的研究与提取，相对而言还比较容易实现；但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依靠多种药物的配合，而试图搞清这“一锅汤”中有效成分的研究，恐怕实在是比当年居里夫人发现并提取到放射性元素还要困难。据从事过此项研究的业内人士讲：多种中药熬成的“一锅汤”，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世界——单味药物中或酸或碱的有效成分放在一起煮上几十分钟，照理说只能生成一大堆盐，哪里还能保持原来的性质与活性?但中医讲究的偏偏就是“用某药制约某药”、“用某药辅佐某药”。这个熬药的普通砂锅，实在是可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相比——在这个小小的混沌世界中，不知造就出了些什么令科学家感到伤透脑筋的东西。

　　实际上，即便是单味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去翻阅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一定会看到许许多多同一模式的研究报告：药物学家通过某种实验方法，弄清并提取到某种植物中的有效成分。你会认为这就是伟大的科学，这就是科学的伟大，这就是某种自然之物能够治病的本质。但如果你是一位有实际治疗经验的临床大夫，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注射从麻黄中提取的麻黄素，可以像服用生药麻黄一样兴奋交感神经而起到平喘的作用，但通常却不能起到发汗治感冒的作用。业内人士发现，人参叶中“人参皂甙”的含量并不比根中的含量低，但以价格低廉的“人参叶”替代价格昂贵之“人参”的美好愿望，却根本无法实现。研究者只能告诉你说：人参的根中含有的一些其他成分，是叶中所不具备的，例如黄酮类物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问一下：究竟什么才是人参的“有效成分”?这时，你会发现自然界的伟大：一种植物并非等于一种单一的物质，而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其中究竟含有多少种“有效物质”?这些生活在一起的“有效物质”相互之间具有怎样的特殊关系?构成这种植物的多种物质中，究竟哪些是所谓的“有效物质”，哪些可以断言为“无效物质”?“有效物质”与“无效物质”间是否还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关系?……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就是如此奇妙。当我们骄傲地宣称：通过科学的手段人类正在不断认识自然，并要求公众充分相信这种认识，仿效这种认识途径继续深入地不断认识自然的时候，也许正是逐渐远离自然、遗弃自然的过程。

　　这种观点，难免有“反科学”的嫌疑、有不可知论的味道，其实不然。毫无疑问，只有科学实验才能告诉我们人参中含有一种名叫人参皂甙的物质(或者说是一种“有效物质”)，并能说清这种物质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还能告诉我们人参根、叶药效不同的原因在于根中含有一些叶中没有的其他成分；甚至不必怀疑，总有一天科学实验能够说清那“一锅汤”的混沌世界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造就出了哪些治疗疾病所必需，而自然界中又没有的物质。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迈进的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甚至于从理论上讲，人类永远只能相对深入地了解因果长链中的某些环节，而不可能穷尽它。记得有位伟人曾经说过：哲学的光荣就在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其中的细节问题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中西医学，中国古代注重整体的哲学性思维方式与近代科学注重实证与分析的研究途径，恰恰可以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两种代表性模式。无论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难道不是片面吗?因此，对于得天独厚享有祖宗遗产与近代西方科学双重恩惠的中国人来说，最好不要轻易地丢弃某一方面，变成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用一只手吃饭做事的残疾人。

　　围绕着“唯一存活的传统医学”这样一个特殊事例，可以说中国社会正在丢弃的还远远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式的思维方式。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实在是需要有渊博的知识与聪明的头脑。在古代社会，为儒、为医是智者的两大选择，前者治理人类的社会秩序，后者治理人类的肉体之身。固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但在当今社会，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完成自我实现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相比之下，医学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获得众多杰出人才的青睐。中国古代那种以“医者意也”为特征、需要极大的个人创意的医学，必然会被易于理解与掌握的、技术化的医学所取代。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适于中国传统医学个性化特征的生存。这一问题通常是以“药物”为媒介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手工抓药的问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时尚影响下，药工对那些只配“一剂”的处方充满了怨气，因为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根据抓药多少来计算的。一张处方如果配5剂甚至10剂，其“劳动效率”就会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即便再想贯彻“辨证论治”的原则——根据病人服药后的变化不断调整处方，也不得不顾忌到药工的眼色与抱怨。一个幼儿感冒的病例，按照实际情况大概只需要配一剂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关系到医生与药工两方面的利益，患者就不得不拿回一大堆药。相比之下，西药的药片、瓶装的水剂、注射的针剂，如果不是大夫黑了心肠为了多卖药、多赚钱，一般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于是，人们自然要考虑改进中药的剂型——使它与西药一样方便。这时，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也就丧失了托身的场所。具体到剂型的改革，日本的汉方医学采取的是沿袭古代“散剂”的做法，即将某些常用方剂制成药粉，直接吞服，称为“散剂”；以开水浸泡或煮沸后饮其药液，谓之“煮散”。散剂除了不能灵活调整其成分构成的问题外，就药物成分本身而言，应该说与汤剂、丸剂、膏剂等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中医的故乡，剂型的改造却更加“现代化”。一条条流水线生产出的是装在安瓿中的透明液体。我曾经就某儿科研究所生产的此类“现代中药”问过业内人士：根据其配方看，治疗儿童的感冒应该没有问题，但何以实际效果却极不明显?回答是：为了追求没有沉淀物与悬浮物，而导致“有效成分”大受影响。

　　看来，早年科学实验与探索并未导致的“存药废医”问题，在经济杠杆的驱动下，在追求“现代化”美好愿望的推动下，终于有可能出现。